革庭法律网

    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平方米 眺望“上海蜗居”往事

    来源:http://www. 发布时间:2019-05-13 点击数: 150

      四块地砖并排铺设,这就是弄堂的宽度。只容两人并行,令人感觉逼仄。就在弄堂口最显眼处,一个水泥楼梯占去了一半空间。周明站在楼梯边上,看到居民们排着队侧身进出弄堂——路太窄,要是互不谦让,谁都别想通过。

      台阶上还开了两个洞口。他想凑近看时,一只手突然伸出来,吓了他一跳。周明这才发现,这只手拿着个白瓷盆,里面装满了热腾腾的白米饭。

      原来,这户人家住房面积太小,人均不到4平方米。他们搭了阁楼,原先用木梯子上下,后觉不便,与邻居们商量后砌了这个楼梯。楼梯下这1平方米的空间可不能浪费,便干脆用作厨房。

      15岁时才随父母定居上海的周明,赶紧拿出相机,拍下眼前所见。其后5年间,他骑着“永久”牌自行车,逛遍当时的上海中心城区,走访超过1000户人家,拍摄了上千张照片。这些照片被他束之高阁20年,直到最近才重新面世。

      如今身为上海师范大学摄影专业教研室主任的周明,将这组影集命名为“上海蜗居”,而它也线年代上海人的居住情况。

      时间与空间的特定切片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上海城市建设开始腾飞,这些老照片成为这座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巨大变迁的珍贵缩影。直到2019年,它们仍在社交网络上被不断传播,热度不减。

      潘家湾是什么地方?上海地名志中有解:普陀区东部,苏州河与彭越浦之间,为沪西著名的“两湾一宅”棚户区之一。记者找去,却只见密集的高层住宅楼群和大片绿地。那里的棚户区已被改建成上海有名的大型商品房小区——中远两湾城。

      住在中远两湾城的黄海在上世纪90年代恰巧也是该地居民。他看了记者向他展示的照片后说,这种把公共空间占为己用的情况“在当年太常见了”,“大家家里都挤,只能往外扩张,每个人都这样,邻居之间也不会说什么”。

      黄海当年很瘦,弄堂再狭窄,他也有信心挤过去。真正让他担心的是消防安全问题。每年过年时,他都惴惴不安,生怕哪家走水。“那时候大年三十、年初四晚上,大家都要放鞭炮。万一着火了,消防车怎么开进来?”

      所幸,“365”工程没过多久就上马了。1992年底,上海市第六次党代会召开,会上进一步明确,到二十世纪末,完成对全市365万平方米棚户、简屋、危房的改造任务。黄海接受了货币安置方案,暂时搬离潘家湾。中远两湾城开盘后,他未作犹豫就买房搬回。看着高楼、绿地、球场,黄海觉得曾经的家园既熟悉又陌生,但有一点可以确定——居住条件得到质的飞跃,“至少不用每年过年都提心吊胆了”。

      从潘家湾向东步行不到两公里,记者找到了周明另一处拍摄地。他向记者介绍过照片拍摄的背景,“房子小,没地方放电风扇,夏天又闷又热,很多人晚上就睡在马路上”。上世纪90年代的夏夜,天目西路上没几辆车。住在火车站南广场棚户区的人们就在马路上架好躺椅,搬出桌子,三三两两地聊天,或是搓麻将、打牌;有些人干脆铺好凉席,沉沉睡去。

      如今,没人有必要再睡在天目西路上。南广场是上海火车站周边最早开始动迁改造的地方。这里已被改造成不夜城商圈。夜里,车流不息,路边太平洋百货、环龙商场和长城假日酒店灯火通明。

      从小住在北广场附近的郑途告诉记者,2000年前后,南广场的商圈就已初具规模,那时他还小,住在大统路、中华新路路口附近的小区,爷爷常带他穿过一片片棚户,到火车站的澡堂洗澡。

      记者跟着郑途走到大统路、中兴路路口。在周明的照片里,那里曾是一片棚户区,中兴路也曾只有两车道宽。现在,中兴路已拓宽成双向八车道,老棚户不是已拆除待建,就是已经平地起高楼——酒店、写字楼与高档住宅楼林立。2009年,郑途出国读书。一年后回家的他,几乎没认出这片他从小长大的土地。

      从1992年到1996年,周明在一个个陌生的弄堂间奔波,换了一台相机,骑坏了两辆自行车,穿烂了四双鞋。

      每次拍摄前,他都会先与拍摄对象聊上半天,把他们家里情况摸清后,再有选择、有目的地拍摄。周明告诉记者,如果直接偷拍、抓拍,一来,有侵犯隐私权之嫌;二来,可能引发被摄者的抵触情绪,影响交流。

      他把这种摄影方式称为“采访式拍摄”。聊开了以后,居民们不仅同意让他拍摄,更有人主动拉他回家,请他拍照。周明说,即使他告诉居民自己并非记者,对他们的现状无能为力,居民们仍然愿意告知家中情况。“有的人会说,‘别光拍他们家,我们家条件更差,来拍拍我们家’。有的人甚至一边蹲马桶,一边和我聊天,让我拍照”。

      正因此,他可以按需求挑选拍摄对象。周明给自己定了规矩:只拍人均住房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家庭;只拍上海人。为了求证,他会要来住户的户口簿与房票簿;而住户为了证明自己居住环境不佳,也往往愿意提供。

      许多家庭都让周明印象深刻。有一间狭窄的阁楼,一张单人床几乎挤满全部空间,床边打着地铺。一对新婚夫妻与男方的母亲合住于此。周明当时好奇地问男人,以后有了孩子该怎么办?男人反问,就现在这个情况,怎么要孩子?周明向记者感慨,他没好意思再追问——三个人谁睡床,谁睡地铺?

      他还有一些摆拍的照片。用周明的话说,这是“尽可能地还原真实情况”。比如,一处弄堂里的住户家中都没有洗浴空间。大家便约定,天黑之前,男人们可以在弄堂里洗澡;夜里10时以后,女人们躲到弄堂最深处摸黑洗澡。周明便提出让女人穿着衣服摆拍。

      还有些家庭,周明觉得特别有代表性,却没法拍。有户人家,家中连扇窗户都没有,三口人挤在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单间内。房间太暗,又只有一盏3瓦的小灯。“我手里的器材根本没法拍,拍出来一团漆黑。”还有的房间实在太小,周明退到墙边也无法拍下室内全部场景。

      本来,周明每冲洗出一张照片,都会在背面写下拍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与故事。可惜,这些文字记录随照片一起,被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弄丢了。底片还在,照片可以重新冲洗,但珍贵的文字记录就此遗失。他因此心灰意冷,将底片封存了多年。

      2015年,他在外滩美术馆举行题为“90年代上海摄影的底蕴”的讲座时,展示了当年的部分照片,反响出人意料地热烈。有人想方设法联系上他,只为告诉周明,他在某张照片里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

      “那是住在泰兴路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男主人是大学老师。一家六口人,蜗居在小阁楼里。”周明翻出那张照片,向记者介绍,“一开始他们不让我拍,觉得很丢脸,但我没有放弃。我觉得这家人家很有代表性——家庭条件不错,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收入都不错,就是住房有困难。”之后,周明又去拜访了两次,终于获得拍摄许可。

      人们的热情让周明意识到,即使没有文字,这些照片依然存有价值。他翻找出其余底片,挑选并冲洗了约600张,集合成影集《上海蜗居》。

      周明从小在北方长大。1975年,他15岁时,随父母定居上海。刚到上海的他还操着一口带有北方口音的普通话,如今的他说起上海话,无异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。他自我定位为“老资格的‘新上海人’”,“我比一般人更了解上海,同时,我也能以与上海人不同的视点来观察、记录上海”。

      知名摄影师顾铮评价他的照片“冷静而客观”,周明深以为然。“我的视角与多数人不一样。但我只是提供了一个真实、自然的视角,让大家能以客观的心态回顾过去。”

      刚到上海时,周明在外公家住了3年。周明的外公住在瑞金路上一处老石库门房子里,住惯北方大院的他很不习惯那里的居住环境——卫生间、厨房都是公用的,邻居们总是为一点点公共空间互相竞争。就算买得起空调,也无处安放。最热的那个夏天,周明搬出家中的躺椅,在弄堂里睡了整整一个月。这段经历在周明心中埋下了日后拍摄《上海蜗居》的种子。他说,真正住过这种老房子的人,大多不会留恋“阴暗、潮湿、憋屈”的居住环境。

      “有的人看到《上海蜗居》特别激动,我的照片让他们怀念起那个年代。但这并非我的本意。”周明告诉记者,“他们只记得那些快乐的事情,比如那时亲近、和睦的邻里关系。”他觉得,人们只是因为空间局促而被迫在户外活动。周明直言,他拍的就是当时上海的“住房难”困境。

      事实上,“住房难”几乎是那一代上海人的集体记忆。1985年,当时的建设部把住房困难户的标准统一定为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。按此标准,1985年上海的住房困难户、无房户达46.94万户,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。

      而“住房难”不仅仅限于居民居住面积的狭窄。他们所住地区的公共配套设施也成问题。以“两湾一宅”为例,它是当时上海内环线以内最大、最集中的棚户区,占地面积49.5公顷,居民万余户,企事业单位147家。整片区域居然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,没有一条公交线路。有人形容,这里的住房是“鸽棚”,道路则是“肠梗阻”。

      周明说,他当时拍完“两湾一宅”里楼梯下的厨房那张照片后,再往里走,发现路越来越窄。在一张照片中,半大的孩子站在堆积的杂物上,双手不用完全伸展就能摸到两侧房屋的屋檐。他找来皮卷尺测量,最窄处仅宽不到30厘米,稍胖一些的人已很难通行。

      这样的环境自然难以奢求完备的排水系统。周明拍了不少居民家中进水的照片。而黄海对这样的情景也仍印象深刻,他告诉记者,每有下雨天,家中必然水漫金山,“我妈把一楼的所有家具都用木头垫高。既然水肯定要渗进来,只能想办法尽量减少损失”。

      相机的取景框,正是观察、记录上海的绝佳窗口。摄影师陆元敏在上世纪90年代拍摄过两部影集——《苏州河》和《上海人》。陆元敏同周明不一样,他的照片“只是他自己的日记”,视角更主观一些。但毫无疑问,他的照片“稀里糊涂起了纪实的作用”,保存了1990年至2000年各式各样上海人的生活常态。

      姚建良则喜欢聚焦浦东的变迁。从1994年东方明珠电视塔落成起,他每年都会登塔,在同一位置、同一方向拍摄陆家嘴的全景。第一张照片里,陆家嘴除了东方明珠几乎没有一处高耸的建筑,满眼尽是低矮的房屋和青褐色顶棚;2015年,陆家嘴金融城基本建成,棚户区早已不见踪影。

      除了本地摄影师,上世纪的上海还吸引了一批外国人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,英国摄影师阿德里安·布拉德肖来到上海,用镜头对准街头的普通人。他觉得,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,包括衣着、发型等,都能反映时代的特征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,他明显感受到,上海和上海人都开始进入剧变的时代。

      周明的拍摄正巧赶在上海“住房难”问题的尾声阶段。当时,旧区改造如火如荼。一些照片中,墙上刷有大大的“拆”字;在另一些照片中,危房、棚户、简屋被还原成砖头、木板与石块、瓦片。工人们挥舞着大锤,远处,是一栋栋新建的高楼。

      他敏锐意识到,上海人很快就会摆脱居住困境,“所以,1996年后我暂停拍摄,准备寻找新的主题”。的确,上海城市更新已进入攻坚期。这座城市正在探索,努力走出一条风貌保护、城市更新、旧区改造、大居建设和住房保障有机结合、统筹推进的新路。

      周明很快找到新的方向——都市景观摄影。他就此告别街头摄影,希望能用更宏大、更直观的拍摄主题表达上海这个“超级城市”。从2000年起,他在十年间先后拍摄了3部影集,将其命名为“都市三部曲”。“上海的城市变迁太快了,每年面貌都不一样。”周明感慨道,“以前,我拍当下的生活,等时间流逝,10年、20年后,它们自然成了展示过去的老照片,成为过去的时空切片。而现在的城市景观变化快,照片已经不再需要那么久的时间沉淀了。”